弄丢的中美友好关系,能不能再找回来?

6月21日,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教授洪朝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和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中美印象》主编刘亚伟在题为“中美两国的故事——美国怎么失去了中国、中国怎么弄丢了美国?”的纽约聊斋第七期沙龙上先后发言。他们比较了1950年代与2010年代两大“丢失”的历史背景,分析两大“丢失”的深度原因,探讨中美关系未来的可能走向和选择。中美印象网站首先发布洪朝辉博士发言的文字记录。


在谈到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时候,洪朝辉说,“我是不想、不能、也不敢对未来中美关系算命,因为我们历史学者只相信结果,不讨论如果。但学历史能帮助我们产生四大功能:记忆、敬畏、谦卑和宽容”。


中美要和平共处,必须寻求“信仰外交”(faith diplomacy):中美关系从1972年到1979年的基础是“共享的敌人”(shared enemy);1979年到2013年的基础是“共享的利益”(shared interests);但是敌人与利益随时变化,只有将两国关系建立在“共享的价值”(shared values),才能長治久安。


首先说明一下,请大家不要纠结这两个丢失(who lost China 和 who lost America)的问题是否是伪问题、烂问题、傻问题,或是居心叵测、别有用心的坏问题。是的,这两个问题本身就带有一种傲慢、偏见、无知和冷战旧思维,但我们今天只是借壳下蛋、借题发挥而已。


直白地说,我们就是想与大家探讨三大真实的大问题:第一,中美关系在近年为何突然恶化?第二,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谁、哪个机制、哪个主义或哪个事件必须对此恶化负主要责任?第三,我们是否还有人为努力的空间,来阻止这种恶化?

1,1948年以来,由于共产党在国共战场中的节节胜利,美国社会就出现了一个雷问题:是谁丢掉了中国(Who lost China)?谁必须为此背锅?三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犯了战略性错误。在二战中,罗斯福做出了三大决定:一是坚决支持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二是坚决维护蒋在中国战场的绝对领袖地位;三是确定在战后,以蒋为首的中国政府与美苏英平起平坐,成为世界四强之一。结果,罗斯福的赌注下的太大、太早、太猛,导致美国深陷二战后中国政治的泥坑里,不可自拔。

(美国参议员麦卡锡拿新中国成立说事,在美国掀起反华浪潮)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由于蒋介石的无能、腐点败、堕落。这种甩锅蒋介石的观来自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1949年8月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后的三个半月,美国国务院发布1054页、长达100多万字的《中美關係白皮書》,由美國總統杜魯門及國務卿艾奇遜主導發表。他们主要强调中華民國在國共內戰的失敗,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美國在戰後中國,已盡力而為,最後失敗應由无能、腐败的蒋介石和國民黨負全責。白皮書中收錄的《艾奇遜致杜魯門的信》,是全書的核心。《中美關係白皮書》的發表,標誌著美國退出國共內戰,属于美国式的第一次脱钩行为。


第三种观点认为,是由于美国国务院内部共产党势力的作用,导致美国失去了中国。这个锅甩得惊天动地,祸害至今。当时一批亲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对《白皮書》和杜魯門的對華政策提出強力抨擊。尤其是在1950年后发生了四件大事:其一,1950年6月25日,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韓戰爆發;其二,杜魯門政府在6月27日下令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宣布台灣海峽中立化;其三,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出兵朝鲜,中美直接发生热战,情势完全逆转;其四,在1952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共和黨的艾森豪憑藉反對杜魯門的三个词获胜:“韓國!共產主義!貪污!”。


在这个反共、反华的大背景下,一个新观点和一只新大锅被隆重推出:即如果美国尽力援助蒋介石的话,中国的丢失是可以避免的,于是,这就为麦卡锡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动力。当时,麦卡锡和他的伙伴们需要寻找丢失中国的替罪羊,在1950年2月7日的西弗吉尼亚的演讲中,麦卡锡又找到一只大羊和一群小羊:“大羊”是国务卿艾奇逊,还列举了205只“小羊”,他们大多是国务院官员里的共产党党员或间谍成员。


但一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who lost China 是一个伪问题,因为要提失去,必须先拥有,“It is only possible to lose something that one owns”,但美国从来没有拥有或殖民过中国,何谈失去?


除了上述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还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解释:第一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强大,而且是太出乎意外地强大;第二,斯大林和苏联暗助中共的作用,不可低估;第三,日本人太不经打,如果日本天皇顶住不投降,中共就很难有机会。


2,与刚才提到的who lost China 相关联,2019年10月22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出席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午餐会时,第一次提请大家思考:who lost America? 谁丢掉了美国?我将他称为“沈大伟问题”(the Shambaugh question)。对此,首先需要了解中国是如何渐渐“得到”美国的背景。


第一,自从1972年以来,在一批美国学者和记者的努力下,中国形象逐渐得到美国社会的接受和认同。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都是反苏联,但在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中却有一大批亲华和知华派。这些美国学者的影响千万不能低估。


第二,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长期的中美交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美国民心,中国的经济、贸易、金融、文化、教育全方位融入美国各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第三,由于中国形象的改变,导致美国各界对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繁荣、多元的未来,出现了许多美好的想像,他们对民主中国、自由中国充满期待,深具信心。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战略和友好战略,是一种必须而且是唯一的正确战略。当然,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


很明显,沈大伟的问题,也可以是个伪问题,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得到过美国,何谈失去?


但是,事实是,上述三个中美友好的背景,突然在过去几年逐渐消失。这就是沈大伟问题值得我们学者认真探究的一大原因。其实,沈大伟问题还有一个意思,中国曾经拥有成千上万的机会赢得美国,为什麽中国就不能好好利用这些机会呢?他的背后深意是,中国手上曾经有很多牌,不仅没有使用,而且将一手好牌,硬生生地打烂、打臭、打死了。


沈大伟问题有学术含金量,但“沈大伟转向”更是具有标杆作用。沈大伟长期非常亲中,八、九十年代当过英国著名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主编,多年来在中国上层和官场游走自如,在中国学界也是长袖善舞。但是,在2015年3月6日,沈大伟突然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轰动的文章:“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他在文章中惊人地预测:中国即将裂了、断了、崩溃了,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沈大伟表示,目前中美关系恶化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的摩擦、竞争和压力将会成为“新常态”。这篇文章代表了美国知华派从左到右的大转向,“沈大伟转向”也许还产生了三种著名的后续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蝴蝶效应和寒蝉效应。自此以后,很少有美国的亲华派、知华派学者公开、单独地出来,为中国的政策进行强有力地辩护和背书,因为这样做就政治不正确了。

(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和2019年两次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讲话)


有关何时何事何人导致美国社会上下对中国、中共甚至中国人出现反感,大致也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第一,2008年。这种观点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是起点,因为从那时起,西方世界深陷金融危机,中国却一花独放,逆向发展。不到两年,在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西方世界和美国社会深深地感受到了危机,有点类似1964年中国研制原子弹成功,美国上下感到震惊一样。


第二,2012年。2012年中国走进新时代,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放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的动作,包括南海、香港、台海、新疆、修宪、一带一路,都是美国民众改变对中国看法的动因。

第三,2018年或2020。2018年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动作,恶化了中美紧张局势,一大标志是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的重大政策演讲,意味着美国对中国自1994年克林顿以来的接触政策的终结,也意味着中美全面脱钩的开始。随后的一系列冲突,强化了这种脱钩战略的实施,包括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防疫战、区域战,甚至民航战等,十面埋伏,全面发难。美國對華的接觸戰略正式終結。


总之,自2008年或2012年或2018年以来,中国逐渐失去了部分美国的民心。


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2020年4月,是美国民意在过去41年来对中国最不友好的一年,不喜欢中国的比例突破历史最高纪录,从1989年3月的13%,到今天的67%;喜欢的比例从1989年3月的72%,降到现在的33%。即使1989年8月也只有53%不喜欢,喜欢的也有35%,形势很严重。


<